2012年06月21日 11:37
文 / 若离
作者Michael Spence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前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，目前担任全球经济增长机会国际机构——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。
此系Project Syndicate专栏文章，经授权发布，中文有审改。
我刚刚获得了在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年会演讲的特权。德国经济委员会是当前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经济和商业部门。总理默克尔和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也将会上讲了话。这是一次有趣的会议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大会。
显然，德国（或至少政府、商界和劳动者领袖所组成的集体）仍承诺深化欧元和欧洲一体化，并认识到成功需要泛欧洲负担共担机制，以此克服发酵中的欧元区危机。他们正确地认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革具有关键意义，深入理解到恢复竞争力、就业和增长需要时间（这一理解的基础是德国自身重新统一15年来的经验）。
希腊没有什么好选择，但如果想要防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财政和增长主导型改革受到阻挠，就必须设法解决巨大的传染风险。在系统性风险高企的情况下，私人资本正在逃离银行和主权债务市场，导致政府借贷成本升高、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。这反过来又威胁到金融系统的运转和改革措施的效率。
因此，欧盟的中央机构（以及IMF）在稳定和朝可持续增长转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。这些机构要努力填补私人资本逃离留下的空白，让改革措施得以完成并开始显现效果。IMF的角色体现着世界其他地区在欧洲复苏问题上的利益——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——这是一笔高回报投资。
在我看来，德国政客和商界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。此外，这类支持（应该）以意大利和西班牙（分别是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）改革表现为条件。追求竞争力和增长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至关重要，且仍有待实施。
有效地为改革争取时间需要将短期风险社会化。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办法可以控制债券收益率、保证银行运转，也无法绝对保证需要为此发挥作用的改革计划可以得到批准。
因此，尽管从长期看欧元债券是可行的，但现阶段推出还为时过早，因为这意味着放宽条件，从而削弱改革实施的激励。但如果一切顺利，那么在当下分担风险的代价最终不会很高，甚至还能产生正回报。
那么，如何看待激烈讨论的紧缩和增长之间的冲突？我认为，此冲突基于一个严重误解的看法。对德国来说，紧缩——表现为持续的工资和收入限制——是该国于2006年完成的增长主导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德国人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确保，全体德国人公平地共同承担恢复灵活性、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沉重负担。
但是，接受此信息的南欧（和大西洋沿岸）将“紧缩”大部分理解成一个财政词汇——过快的、可能对增长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赤字削减计划，速度比经济体实现结构性调整及填补总需求空白还快。换句话说，南欧在用凯恩斯主义的视角看待紧缩。
找到赤字削减过快和过慢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很重要，而且绝非易事。但这只是再平衡的要点之一。增长是降低公债与GDP比率的关键，因此也是财政稳定的关键。与此同时，如果赤字削减太快，增长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削减赤字的收益。
与此同时，为了重启经济增长和就业引擎，我们还需要其他政策，而每个国家的初始条件不同，所需的政策也不一样。但一般都需要消除劳动力、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死板和其他壁垒，投资于技术、人力资本和经济体的技术基础，通过刺激和支持、而不是妨碍结构调整重建安全网。
这些改革需要牺牲一些保护措施以及收入和消费的增长。其好处在于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模式。因此，纪律和紧缩包含了当前为跨期和跨代选择付出怎样的代价——以及能够怎样公平地分担这一代价，用它们换取未来更大的经济机遇和社会稳定。
说到底，恢复稳定和增长与振兴短期总需求之间只有部分关联性，还需要结构改革和再平衡，而这不可能免费获得。实现可持续增长模式所需要的选择不仅影响总需求水平，也影响总需求的组成——比如投资和消费的比重。
是称为紧缩还是其他东西只是个用语问题。但由此产生的混淆代价沉重。它已成为认识共同挑战的主要障碍，也阻挡着我们就应对挑战的正确前进方向——以及明确和区分不同国家所需承担的责任——形成广泛共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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